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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消失的僜人

发布: 2009-1-15 19:06 | 来源: 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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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莫非 摄影/高铭 编辑/颜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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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200年,‘僜人’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

  金夏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依然笑得天真,语气间没有半点哀哀不舍的意味,仿佛是在说五点钟太阳就要下山了这么平常的一件事。那是10月下旬一个晴朗的日子,西藏下察隅的正午温度飙升到25度以上,高原阳光如最精纯的金色烈酒,劈头盖脸地泼洒下来,所有景象都热辣得令人目眩。正是秋收季节,前院里倒满了黄澄澄的玉米棒。金夏招呼我在他家里吃道地手抓饭,捉了两只羽毛斑斓的土鸡去宰杀,在院门前的溪水中洗净内脏,后院里割来新鲜的野生韭菜和芭蕉叶,拌上附近采来的野生芝麻,清香扑鼻。

  在镇上初遇金夏的时候,他去办事,脚上穿着鞋,回到村里就习惯性地脱掉了。眼看他赤足奔过那些看上去很扎人的地方:碎石、荆棘、刚收割过的田地,总有揪心的感觉。僜人原先常年赤足,金夏的祖先想必就是这样行走于山林大地吧。这位43岁的新村党支部书记有着相当典型的僜人男子体质特征 :1.6米左右的瘦小身材,肤色黝黑,下巴微翘,双手短而宽。令人难忘的是他的笑容,羞涩和肆意那么奇异地混合在一起,完全是孩子的笑,在城市中年男子脸上很难看到。

  用粗糙的玻璃杯喝着他家自酿的 “芒琼”(一种僜人日常饮用的淡味鸡爪谷米酒),我提出想见识一下饮用“芒琼”的传统器皿,和鸡爪谷实物一起拍摄,已经忙乱了大半天的金夏提起腰刀到山上砍来青翠的竹子做成竹筒竹杯,又从后院割下一大捧鸡爪谷穗子,用双手反复揉搓,脱好粒给我。我过意不去,跟他客气说,“实在太麻烦你了”。金夏笑笑,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也觉得挺麻烦的。”

  每次想起金夏的这句回答,我都想笑——这种率真恍若隔世,让人不由得要从心底微笑。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人的脾气:直来直去,有什么就说什么。

  事隔几天,我将金夏关于两百年后人不复存在的预言告诉了梅志朋,他是察隅县政协委员,在僜人中算是知识分子和高官了。梅志朋听了,“哈”的一声嗤笑。我以为他要反驳,结果却听得他语带苦涩地对我说:“根本用不到两百年。再过两三年,连现在这点儿东西都保不住。你要想保存‘僜人’这个民族,除非把我们运到印度去。”

  僜人,是我国一个特殊的未识定民族。所谓“未识定”,就是在56个民族之外、身份未获得政府正式认可的极少数民族,不称“某族”,只称“某人”。在新版身份证上, 人的民族成分一栏里写的是:其他。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聚居地仅限于察隅地区,根据2006年的最新统计数字,总人口为1391人。我们此行的初衷,原本是考察一个据说还过着初民生活的原始部落的奇香异色,目睹的,却是这个文化的最后一抹残阳。

  早就听说过察隅有“西藏江南”的美誉。我从云南香格里拉沿滇藏线翻山越岭逶迤西行,经然乌、过高达5300米的德姆拉山南下察隅,途中饱览雪峰夺目、白云低垂、经幡飘飘的苍凉景致,也饱受干燥寒冷之苦。陡然下到平均海拔为2300米的察隅县境内,当绿得发蓝的桑曲河水开始奔流在公路边的峡谷中,山坡上的植被从针叶林变成混交林、阔叶林和蕨类植物,焦渴的皮肤吸收到油然袭来的湿意,那感觉说是“跌入温柔乡”也不为过。

  察隅地处西藏东南部伯舒拉岭地带,东邻云南,西接墨脱,北靠波密和昌都,南连印度和缅甸。该地属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过渡地带的高山峡谷区,地势起伏很大,谷地最低处海拔只有1400米,5000米以上山峰却有10多座。从印度洋吹拂而来的暖气流涌入这里的河谷,形成温暖多雨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甚至有棕榈生长。当地一位四川木材商人对我感慨说:“我差不多跑遍了西藏,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察隅。” 人聚居的额曲(即贡日嘎布曲,意为“白色雪山之水”)和察隅曲流域,是紧邻印度和缅甸的南端河谷地带,更是这块宝地中自然条件最好的地方。

  察隅其实是客乡, 人在此定居不过几百年而已。这个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族群没有文字,历史记忆全凭口耳相传。我在当地询问过许多人,他们都说模糊记得先辈是从印度跑过来的,自己的血脉之根好像在麦克马洪线的另一边;或者,再追溯得久远一些——在神话传说里是猴子变的,所以人至今不肯吃猴肉。

  然而,对人了解愈多,我对印度起源说的疑问就愈深: 人属蒙古人种南亚类型,而印度人属雅利安人种; 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而印度语属印欧语系——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从人的传统民居和传统服饰来看,无论是竹木结构的吊脚楼式“长屋”,还是紧身胸衣加筒裙的妇女装束,甚至包括饮食习惯,形态与风格都让人联想到云南的某些少数民族。人来历究竟如何?学术界也没有定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语言学家孙宏开研究过语的语法结构和词汇系统,由此提出一个假说:大约3000年前,青藏高原有一群古狄羌沿多条路线(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锡金、印度、缅甸、泰国、越南)往南迁移,形成喜马拉雅南麓的藏缅语族族群,总数几百个, 人是其中很小的一支。人与云南的独龙族、景颇族在语言上很接近,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也非常相似,显然有同源关系,估计是进入了不同的聚居地之后才开始分化。

  也就是说,印度境内的人很可能 发源于中国,后来又有极少数成员零星扩散,迁回中国境内。国境两边的人在文化和氏族关系上原本是整体,聚居地又恰好处于中印领土交错的三不管地带,往来随意而频密。直到1926年,欧洲探险家达西·韦瑟比横跨澜沧江和怒江上游抵达察隅,然后南下进入印度阿萨姆的米什米山地,整个人地区都还处于无人统治的状态。1971年,中印边境禁行, 人再也无法自由跨界行走。当时,察隅的人只有区区几百个,他们与印度的族群母体的血脉联系被割断,这个势单力薄的外来族群遭遇人口众多、文化发达的藏族原住民,过去在没有中央政权干预的情况下,只能作为西藏地区的极少数派在地理与文化的边缘地带讨生活。

  上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之前, 人一直住在深山老林里,因为藏族视他们为“野人”,怕他们偷东西抢东西,不许下山,甚至不许走大路、过溜索,英国探险家沃德在1928年的探险中亲眼目睹察隅曲下游的“狩猎权被藏族满怀嫉妒地护卫着”, 人连温泉都不敢去。西藏和平解放之后, 人作为中印边境这一复杂敏感地带的前哨居民,享受到中央政府的诸多安抚与优待政策。但是,大批汉族边防军的进驻与混居也带来文化上的深刻冲击,正如梅志朋所言:“我们虽然住在藏区,但汉化比藏化厉害。”而且,由于人的少数民族身份不被国家认可,他们的文化很少得到关注,更谈不上保护。

  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学与人类学专家受国家民委之托调查人状况,认为他们可以划归少数民族,习仲勋曾有批示首肯,但班禅大师表态说:“西藏都是藏人,哪有什么人。”“谁要在西藏再设民族,就是分裂我们藏族。”此事就搁置下来。当年参与调查的陈景源教授对我感慨说:“民族在我国不完全是个文化概念,而是政治概念。甭管验定是对是错,定了就是定了。”

  这次进藏之前,看到的几乎所有媒体零星报道都传达出同一种印象: 人的生活方式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刀耕火种,结绳刻木,买卖婚姻,杀牲送鬼,服饰古里古怪但也古色古香,民族特色浓郁。从北京出发之际,我去拜访民族学家张江华教授,他曾屡次深入人部落做田野调查。张教授说,1976年他首次到察隅, 人还是用三块石头来架锅,在房间地板中央的火塘上煮东西;1980年第二次去,石头就变成了铁架子,而最新潮的人村购置了内地都罕见的录像机;1985年三下察隅,已经是坐在人家的沙发上和他们交谈。我听了暗自心惊,估算这种“现代化”的速度,不敢对原始风情抱有期待。

  饶是有这等心理准备,当我看到那个观光客的失望表情,还是有点出乎意料——那天在赶往察隅的路上,因交通事故遇到那个刚游览完人村与我们反向而行的上海人,问起当地情况,他满脸懊丧地嚷嚷:“有什么好看的?和我们没什么不一样嘛,没意思得很,什么也没得看,我呆一天都呆不住就跑掉了。”

  对于观光客来说,期待着在这种遥远偏僻的边陲地区看到的,首先就是富有异族情调的民居和服饰——最容易辨识的人文景观。20世纪中期以前寻访过人部落的欧洲探险家们对此有过深刻的印象。

  从前,人的住宅是用竹子修建的 低干栏式长屋,近似于傣族的吊脚楼:以竹桩将整栋房屋挑离地面1米左右高,下层养猪养鸡,上层住人。墙壁和地板以竹篾密密编成,低矮的房顶上覆盖着厚厚的茅草,成斜坡状,3米见方的住室沿南面走廊一间间隔开,每间都有开向走廊的门,整个形式很像火车的卧铺车厢。长屋两端前后的大门口各有刻出凹槽的木板充当梯子通往地面。前门旁往往还搭有小露台,进去依次为男主人房、妻子房、客房。长屋的住室间数各家不同,若有必要,随时可以连建新房。据说印度境内最长的长屋将近百米,多达30间住室,英国植物学家格思菲思博士在1836年竟然见过住了100人的长屋。在一夫多妻家庭里,每位妻子都带着自己的小孩独居一间住室,单独开伙做饭,各自的田地和粮仓自己打理,与其他妻子不相往来。男主人想与哪位妻子过夜,就将随身背挎的熊皮包挂在她的门口。传统住宅内没有家具,大家围着火塘席地坐卧,三块石头支架更早的前身是三根原木,还没烧到的另一端就是睡觉的枕头。长屋的廊壁上挂着显示主人财富的牛头骨和炫耀狩猎能力的兽头骨,1869年到过察隅的英国探险家库培曾在书信中记述道,这些动物的头骨在当地被当作通货使用,交易中的每样物品(不管是一匹布还是一口锅)都以“头”来统称。英军上尉F.M·贝利在1911年所见的挂有70多个头骨的人家庭,应该算是巨富了。

  如今,传说中竹编工艺上佳的长屋已不见踪影,到处是简陋的木房,说不清汉式藏式。只有在最冷僻角落的贫困人家,还能依稀看到一点低杆栏式长屋的遗迹:露台、木梯、火塘、不足1.6米高的房门……自从1968年政府动员人从山林中搬到台地居住,将藏族开垦好的田地分给他们,安置在戍边部队修建的新房,长屋就在整个察隅绝迹。

  当金夏兴致勃勃为我画下长屋示意图的时候,我问他,传统民居和新式房屋的造价相差无几,盖三间都是2万多元,既然你们想搞旅游观光,为什么不将民居复原呢?金夏似乎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想了想说,现在随大流喽,别人怎么盖咱们也怎么盖。想了想他又说,新房盖起来比较容易,原来的房子虽然舒服,不透风雨,但盖起来太费事,现在竹子难找,能把竹子编得很细密的工匠也没有了。

  过去的人妇女皆善纺织,野生荨麻除原色外以天然颜料染红黑两色,用原理简单的印尼式锯织机。欧洲探险家在1844年见过厚度可以挡住箭头的荨麻战服,可见人织工之巧。那时,男子头缠长长的黑帕或白帕,上身穿长度至大腿的无袖坎肩,腰间缠绕30厘米宽的布带,在生殖器前垂下20厘米布头遮羞,此外下身赤裸;左肩斜挎一把长约半米的锋利砍刀,佩以木板刀鞘牛皮带,开荒、伐木、杀生全靠它,右肩斜挎装什物用的熊皮包或布包,烟袋和弓箭挂在身左,是颇具男子威风的日常装备。女子插银发簪、佩银抹额、戴硕大的喇叭筒形银质耳鼓,颈挂珠串和银币项链,上身穿花纹华丽的紧身胸衣,腰部袒露,下身穿长及脚踝的黑色筒裙(长短两层),饰有横条花纹,款步摇摆间甚是妩媚。人男女有时披一条可做被盖用的深色大披肩,有时头顶佩有云母的圆形竹编雨帽,均戴耳环,耳孔有的直径可达两三厘米,所以有些藏民蔑称人为“那哄”,即大耳孔。

  上世纪70 ~ 80年代在人村落长期考察过的民族学家还记得,当时人依然穿戴传统服饰,标志性的大耳孔极有特色,他们前所未见,觉得非常新奇。但那时人男子就已经穿上了长裤,坚持赤裸下身的只有个别习惯顽固的老年人。民族学家王昭武教授笑道:“这个东西嘛,他不穿是不穿,一旦穿上可就脱不下来喽,觉得不好意思嘛。”余生也晚,如今在当地所见的,无非是中国各地乡村之间并无差别的汉式衣裤,只是偶然有男子斜挎砍刀走过,偶然有八旬老妪晃着耳鼓拖着筒裙。

  玩赏着老辈人珍藏的织花土布和银饰,我禁不住叹气:“真漂亮啊。”但站在我旁边的一个身穿牛仔裤的年青人女子却很不以为然地摇头:“不觉得。”我说:“你穿也会很好看。”她又摇摇头:“穿这个,走路都走不动。”——是的,审美观在变,现代服装的方便实用也无可否认。更重要的是,工业化大批量生产的衣服售价便宜,购买容易。按粗略估计,制作一件传统的麻布上衣至少需要耗时四天:砍麻剥皮一天,煮麻晒干一天,手搓麻线三晚,缝织一天半……制作期间还要忍受被荨麻燎伤皮肤的疼痛。而全套西装在乡村地区15元就可以买到,所以早就没有人再去纺织土布了。

  和我闲聊的女子名叫小青,32岁,姣好的脸庞上还残留着几分稚气。她的丈夫阿罗松已经70岁高龄,财富、权势、交际手腕都是人中拔头筹的异类。人没有首领,社会地位最高者称“嘎背亚梅”,是族群中调解纠纷的仲裁人,像律师一样需要雄辩之才且收费高昂,一桩命案可以索取五六头牛。阿罗松的父亲日枯下曾经是额曲流域最富有的大嘎背亚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社会历史调查》卷宗里,记载了不少他当年敲诈勒索、欺压百姓的事例。日枯下死于仇家之手后,大嘎背亚梅的衣钵由阿罗松继承。他将父亲留下的牛群献给人民公社,入党后当上了莎琼村的村委会主任。上察隅镇长扎西平措透露:“听说阿罗松在自治区民委和国家民委都有亲戚,整个察隅,无论人还是藏人都不敢惹他。”一次,阿罗松举行送鬼仪式时有人贸然打扰,结果冒失鬼被罚脱光衣服当众转圈——这是下察隅镇中心小学校长罗北辉讲述的阿罗松逸事之一。

  砍刀从不离身的阿罗松壮健得完全不像他的岁数,因年老而浑浊的眼眸时时闪出犀利的精光。在他家高大宽敞的砖瓦房里,正厅迎面的毛主席像旁贴着“招财进宝”,侧厅雕花描金的藏式组合柜供一尊关帝像,内厅的墙上则挂满了牛头骨——那是人用来炫示财富的传统标志。阿罗松的墙上有36个牛头骨和一个熊头骨,属当地首富。

  显示财富的另一个传统标志,就是妻子的多寡。人的婚姻是买卖制,男方备下牛只和其他财物,经中间人(比如嘎背亚梅之类)向女方父母出价购买妻子,身价根据女方家庭的经济状况而定,越富有的人家索价越高。1992年,23岁的人小伙子新卫下迎娶一名中等人家的女子为妻,十几年来陆续孝敬给岳丈家12头牛,还有37头猪、80只鸡、30斤鱼、300斤野牛肉等等,直到最近才偿清全部身价。人的生产水平比刀耕火种先进不了多少,如此规模的彩礼足以让人负债累累,所以只有比较富裕的男子才能享受多妻之福。日枯下号称是额曲流域妻子最多的人,其实不过有五个妻子(买来三个,从亲属手中转房继承了两个)。阿罗松原先有三个妻子,小青是第三任,也是最年轻的一个,身价是17头牛。阿罗松入党后,遣散了前两任妻子,“留了一个老婆专用,就像专用车一样。”他笑着说。

  在阿罗松家逗留的日子里,小青总是围着灶台忙碌。有几次天黑之后,还看见她驮着沉甸甸的背篓到田间干活。吃饭时她不上桌,男人说话她也从不插嘴。阿罗松喝酒喝得高兴,告诉我说,女人要是不听话就得被修理。我问怎么修理呢?他口中喊“打”,做出左右开弓抽大嘴巴的手势。

  在这个男性拥有绝对权威的父权社会里,女人在婚前连吃肉的资格都没有,婚后也不能享受财产的支配权和继承权,但有义务照料丈夫分配的田地和牲畜,承担开山、垦荒、打猎、采蜜之外的一切劳作。假如丈夫不满意,随时可以将妻子转卖或转赠他人,甚至夺取性命。日枯下就曾亲手打死失宠的第一任和第三任妻子。这样的制度好处何在?阿罗松说:“ 人夫妻是没有纠纷的。”在人中威望很高的原察隅县武装部长松鸟也表示:“买卖婚姻虽然是坏习惯,但有利于维持家庭稳定。”

  女不知性别政治理论,当然不会对此撇嘴道:“男权话语!”但是信息和公路越来越四通八达的现代生活给了她们太多离开的理由和途径。她们或者与汉族或藏族的男子通婚,或者离乡另谋出路,如今留在村中的年青人女子已经稀少得反常。

  当我在高原阳光下撒欢乱跑的时候,很愿意将这里想象成荒蛮乐园,但村舍中绵绵飘来的港台流行歌曲不容我有此等妄念。在关于人的文献中反复出现的那些富有魔力的字眼,巴麦牛、弓箭、罂粟、大麻、麝香、藤脚镯、竹溜索……早就成了荡然无物的语言空壳。人传统风物遭到的第一轮毁灭是“文革”,“我们把党的政策贯彻得很彻底,该烧的烧掉,能丢到河里的丢河里”。阿罗松回忆起当年政绩,语气颇为自豪。然而,西藏自治区政府近年拨款90万元兴建莎琼民俗文化村,本打算办成收取游客门票的项目,阿罗松意欲搜求一些“老东西”来秀秀民俗卖点,神通广大的他竟也无可奈何:传统器物早没了,衣服凑不成几套,整个莎琼村都找不出一只熊皮包。

  80年代, 人的民族文化曾有过 复兴的迹象,真正式微是90年代之后的事。这一轮毁灭是自发的—— 人主动放弃了许多传统器物和风俗习惯,因为那象征着“落后”,“面子上过不去”,下察隅镇长普琼有点无奈地说。人学龄儿童目前全部讲汉语,也让普琼很是忧虑。一旦连口头语言都失传,本来就单薄脆弱异常的人文化也就到了末日。孙宏开教授说:“语言消失之快,让语言学家非常惊叹,但毫无办法,只能靠国家立法保护。”“通用法立得很快,少数民族文字法就是立不起来,政府一门心思放在发展经济上,把大家往核心社会上拧,这个进程是很难阻挡得了的。”

  关于传统的消亡,政协委员梅志朋认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宗教信仰的失落。人没有赐福之神的观念,但是他们相信万物皆有鬼灵,所有凶祸灾害皆因有鬼魂作祟,只有请巫师将鬼送走才能得到平安顺遂。除了研习秘传的技巧之外,巫师还需装备特殊的服饰法具,成串的虎豹野猪牙齿,孔雀尾翎和獐子腿制成的羽扇,悬挂在背后的铜铃之类,呼唤着鬼的名字舞蹈念咒。凡是遇到生育、疾病、丧葬、迁徙等生活大事, 人都要杀牲送鬼,并且停止劳作长达数日。据阿罗松称,他有次过生日就杀掉25头牛、50口猪、70只鸡,可见人甘愿为送鬼付出的代价还远在娶亲之上。人的牛是不耕地的,专为在送鬼仪式中宰杀后分而食之,“连政府发放的耕牛都被吃了,只好改发马。”扎西平措镇长告诉我说。

  梅志朋最后一次参加送鬼仪式,是三年前伯父去世的时候。听他津津有味地聊起种种细节与禁忌,例如下葬后焚烧的野菊花,守灵时门外的篝火,念经人家木梯边插的青树枝,我能体会到他言语之中流露出的那一种温暖异常的情感,几乎是乡愁。他所描绘的送鬼仪式,是生命的喜乐与族群记忆的寄托,与我在文献与报道中读到的那种野蛮血腥的印象何止天壤之别。一提到政府禁止人送鬼,梅志朋就按捺不住愤然:“藏族人为什么可以挂经幡、可以有喇嘛,我们杀点老弱病残畜牲,你们就不许?”和他闲聊的那天我正在吃饭,梅志朋可能觉得自己激动之下说得太多,等我抬起头来,他已经不见踪影。其实,就算政府解禁,隆重的送鬼仪式也难以再现。2004年, 人中最厉害的巫师松当隆因杀妻而入狱,此后就再也没有人可以送大鬼了。

  原先禁止人送鬼的时候,当时身为下察隅镇长的松鸟曾竭力反对。但谈到自己民族的命运,他的心态颇为矛盾。人单纯、诚实、不会谄媚逢迎的性格令他自豪,而他们好酒贪杯、固守陋习、不谙生存之道的弱点又让他忧虑。松鸟觉得,从改善生活的角度来说,遗弃民族传统“应该说是好事,更现代一些”,可他也担心人独特的文化会在这个进程中彻底失传,这个民族就消亡了。

  而对于现在人所处两难困境,汉族学者的态度也很不一致。张江华教授认为, 人完全可以在保存民族特色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但当地政府目前是怎么方便就怎么搞,当然会弄得面目皆非,所以需要由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来指导。陈景源教授则坚持,要发展、要进步是每个民族的需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更方便,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会采取这种方式,这是极其正常的现象,“不能咱们怎么先进怎么来,把人家当古董”。

  的确,在我走访上下察隅人村落的过程中,对他们的贫苦有着触目惊心的感受。在生活程度属于中等的自更村,村党委书记哈藏夏告诉我, 人的年均收入只有二三百元;即使在最为富裕的莎琼村,我看到一位97岁高龄的老人还在开荒背柴。曾在山林里散漫生活惯了的人没有多少务农天分,至今还只能靠种植一些简单的粮食作物维持生计(如鸡爪谷、青稞、苦荞、玉米、豆类、薯类等等),偶尔挖点药材(天麻、虫草、贝母、黄连、七叶一枝花)、打点散工补贴家用。同样的自然地理条件,若给了精明能干的四川汉人,不知会过得多么安逸,但人就是很穷。所以,为全村生计奔忙的党支部书记金夏顾不上为民族特色操心,“有也无所谓,没有也无所谓。”他豁达地笑笑,“只要生活过得好,变哪个人都一样。”

  沉吟片刻,他稍稍有点留恋地叹了口气说:“要是有钱的话,还是过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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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chong2   评论时间 2009-2-13 15: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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