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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蒂娜· 罗森堡 TINA ROSENBERG
摄影：林恩· 约翰逊 LYNN JOHNSON
翻译：陈昊
她们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只是一群来自印度“贱民”阶层、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妇女。然而如今，这群人却成了训练有素的农村医疗工作者，接生孩子、治疗病患、拯救生命——同时也拯救她们自己。
每当萨鲁拜·萨尔韦在她的村子里走过，身后就会招引来一群追随者。
萨尔韦今年56岁，戴一副金丝边的风镜，满头黑色长发中隐现缕缕银丝，是个身形瘦削、神情淡漠甚至有些冷酷的妇女。在大多数日子里，早9点和晚6点，萨尔韦都会走上贾瓦尔克的街头巷尾去巡诊。贾瓦尔克村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中部，村里居民大约有240人。萨尔韦随身带着血压计、听诊器、婴儿秤和一个薄薄的记录本。芭拜· 萨特常与她同行，萨特是位47岁的妇女，活力充沛、身材丰满，笑起来露出满口牙齿。
她们二人共同负责维持贾瓦尔克的卫生状况——接生孩子并复诊、给老人和孕妇看病、给村民量血压、为康复的麻风病患者复查等等。这天，一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她们探访的第一个病人是拉妮· 卡利。卡利住在一座由泥土和牛粪筑成的房子里，院子里堆着砖头，绳上晾着衣服，地上有一些小火坑，里面堆着树枝，是用来贴高粱饼的炉灶。
卡利怀孕了。假使她是贾瓦尔克村村民的话，萨尔韦早该为她做了多次检查，并且会叫她去医院做超声波扫描。但是卡利所在的村子离这里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她来这里是为了回娘家生产。
这是卡利的第二胎。十天以前，她来到贾瓦尔克村，在此之前还没有做过任何产前护理。萨尔韦给她做了检查，并建议她去做超声波扫描，但是卡利没去。现在，还有几天，可能甚至几小时，孩子就要降生了。萨尔韦给卡利量了血压，检查了指甲和眼睛，看有没有贫血的迹象，然后又摸了摸她的腿，看是否水肿。她把卡利带到茅屋里，让她躺在席子上做盆腔检查。她把耳朵贴上卡利的肚子，听宝宝的心跳。
然而卡利的肚子绷得太紧，很难听出什么动静。萨特看起来有些焦虑，她觉得应该是胎位不正。“但有时候宝宝会挪动的。”她说。她告诉卡利：“我们过一两个小时再来，如果到时候胎位还是不正，就送你去医院。要是开始生产，就派人来叫我们。”萨尔韦让卡利的阿姨给她倒些茶水喝。“一切都会顺利的。”她安慰道。
下一站是玛尼莎· 马内家，她3个月大的儿子患有腭裂。萨特和萨尔韦观察了婴儿吸奶的情况，然后把他用布袋吊起来称体重。4公斤。体重偏低。“得补充营养。”萨尔韦说。她们教马内用高粱、油和蔬菜做一种粥，在一张生长表上指出宝宝的体重给她看，还谈了接种疫苗的事宜。之后，萨特来到一家幼儿园，按计划会有政府工作人员来这里给人们注射疫苗。消息传出以后，幼儿园立刻成了一座临时诊所，怀了孕的和刚做了妈妈的妇女都跑到这里来，一些老婆婆也来量血压。
因为有了萨尔韦和萨特，贾瓦尔克村变得与众不同。萨尔韦从1984年就开始在村子里巡诊。据她自己计算，她已经接生了551个宝宝，并且自称从来没有一个妈妈或者宝宝在她手下出事。“我刚开始干的时候，孩子们都生疥疮，到处都脏得要命。”她说。以前经常有小孩死亡，怀孕的妇女生产前后也经常丧命，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疟疾和痢疾肆虐，孩子们都没有接种疫苗，麻风病和肺结核十分常见。
我问起萨尔韦有关贾瓦尔克如今的卫生问题所在。“高血压和糖尿病。”她说。富贵病——在印度的多数地方，有福的人才生得起这些病。缺少医生的现象在穷困国家普遍存在，令世人痛心。尤其是在加纳、马拉维和印度等说英语的国家，医生们常常为了高薪的工作机会而远赴国外。恶劣的环境使得他们不得不走：大医院里可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医生和十来个护士，却要照看数百个病人；不少病人由于本可以避免的原因而丧命；工资少得可怜，还常常拖欠好几个月。有些医生和护士被吸引到诸如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澳大利亚等地，这些国家的医生都不愿意去农村工作，护士也远远不够，穷国来的专业医疗人员就填补了这些空白。
结果就导致如今非洲实际上是在为美国和英国供给医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印度也是如此。非洲共有16个国家出现了半数以上本国医生流失国外的现象，加纳、马拉维和津巴布韦都在其中。近年来，马拉维出国工作的护士数量已经超过了护士学校的毕业生人数。
然而，把医生和护士设法留在国内不一定就能解决穷困国家的医疗危机。就此问题，我请教了全球健康理事会（总部设在美国）的负责人尼尔斯· 道来拉。我问道，比如在马拉维，每15万人平均只能摊上大概3个医生，人们该怎么办？
“还能少点儿吗？两个，或者一个？”他说。道来拉并不完全是在开玩笑。他说，世界上最穷困人民的问题，医生并没有办法解决。即使医生不移民，他们也会聚集在城市里。在马拉维，尽管农村人口占到全国的85%，半数的医生却都集中在四家医院里，而这四家医院全都在大城市。除了少数的几个例外，穷国里的人们选择当医生的理由与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毫无二致：过上好日子。假使马拉维或者印度农村的一个医疗职位成功招聘到了医生，那里的病人想看病时也很有可能找不到他——大夫跑到首都，给付得起钱的病人看病去了。
除此以外，即便是那些确确实实给村民看病的医生，也很少花时间教给他们有关营养学、母乳喂养、卫生学或者诸如口服补液等家庭医疗卫生知识。他们不会去帮助村民获取干净的生活用水、建立卫生系统或者改进耕作方式——而这些都是铲除疾病根源的方法；他们也不会去破除那些陷人于病痛的迷信说法；他们更不会为妇女和低等级的人民受到的歧视而抗争，而这些歧视正毒害着人们的健康。
“医生推广医疗事业是因为钱。” 拉杰· 阿罗勒说道，“而我们推广的是健康的理念。”这其中的差别对于阿罗勒来说至关重要。75岁的阿罗勒自己就是个医生，他与妻子玛贝尔（1999年去世）共同创立了贾姆科德计划，萨尔韦和萨特就是此计划的受训者。阿罗勒夫妇以在班里名列前茅的成绩共同毕业于印度最孚声望的医学院之一，位于泰米尔纳德邦韦洛尔的基督教医学院。“他们灌输的教育可以让你在法国或者德国当个好大夫。”阿罗勒说。然而阿罗勒夫妇却有着不同的抱负：在最最穷困的人群中推进健康事业。他们在一家教会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去美国度过了住院医生实习期，并在那里学习了公共卫生课程。
1970年，阿罗勒夫妇回到印度，在位于孟买以东8小时车程的小城市贾姆科德创立了“农村全面健康计划”。他们选取此地（离拉杰· 阿罗勒儿时生长的地方不远）是因为这里是全邦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常年干旱而濒临饥荒状态。当地没有工业，也没有铁路，人们靠在小片土地上种植高粱过活，灌溉就得靠对天求雨。阿罗勒夫妇初到贾姆科德时，在一个废弃的兽医诊所里开了一家小医院。要诊治疑难杂症、处理急诊，医院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医院的创立也为计划赢得了可信性以及政府的支持。随之带来的还有那些交得起钱的病人所支付的费用。（这些费用与其他捐赠一起，共同构成贾姆科德每年50万美元的农村工作款项，至今亦然。）然而阿罗勒夫妇很清楚，医药治疗帮不上穷人太多忙，他们需要强调预防医学，并把它在村民中推广。于是他们决定让村民亲自参与。据阿罗勒说，一位农村医疗工作者可以处理全村80%的健康问题，因为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由营养问题和环境引起的。婴儿死亡率其实就关乎三点：慢性饥饿、痢疾和呼吸道感染。这些都不需要医生来诊治。“农村问题很简单，”阿罗勒说，“要想推进健康，安全的饮用水、教育普及和消除贫困比医疗诊断和药物要有效得多。”
当萨尔韦和萨特开始在贾瓦尔克工作时，她们一无所有。作为“达利特”（或称“贱民”）种姓阶层的成员，她们被视为非人，受人唾弃，以至于高等级人家的食物若是沾了一下她们纱丽的衣角，都会立刻被扔掉。她们在村中赤脚行走，这是因为“贱民”妇女是不允许穿鞋的。萨特仍然记得自己在当地的水泵前站了好几个小时，等着哪个高等级种姓的女士能可怜可怜她，帮她把水桶装上水——因为她是不能碰水泵的。萨尔韦穷困到只能用泥浆洗头，只有一件纱丽可以穿，如果她把衣服洗了，就只能待在河里，一直等到衣服晾干。
当阿罗勒夫妇把工作扩展到贾姆科德以外百来个村子里去的时候，他们鼓励各村选取低等级种姓的妇女来参加。“受过教育的妇女很可能来自于高等级——她可能会不愿意为这些穷中之穷的人工作。”阿罗勒说。阿罗勒夫妇认为，与穷人一致的感情出发点、对穷人生活状况的了解以及工作的意愿比技术和名望更加重要。
开始培训的时候，许多医疗工作者都是彻头彻尾的文盲。萨特开始在贾瓦尔克巡诊时，还没有上过一天学；萨尔韦也只上完了四年级。萨特10岁就嫁了人，萨尔韦是两岁半。我见过的所有工作者都是13岁前结的婚，其中许多已经被丈夫抛弃。其他妇女则会谈起残暴的殴打。苏蕾卡· 萨达福勒今年26岁，她向我们讲述了在给丈夫生下一个女儿之后，他是怎样把她扔入井底的。她的父母不让她回家，他们说：“他怎么对你你都得忍受，这就是印度文化。”
医疗工作者的头一项任务就是改变自己，从贾姆科德的校园里为期两周的培训开始。阿罗勒夫妇之女，今年47岁的医生肖芭，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副理事，就主持了其中一部分培训。“我如果问她们的名字，她们会答出自己所在村庄和种姓等级。这些女人没有丝毫的自我意识。”她说。
“她们不看你的眼睛，也不跟你说话。她们甚至不认为女人也是有智力的。”肖芭的母亲问女人们：“谁更聪明——女人还是老鼠？”“老鼠。”她们会说。肖芭让妇女们对着镜子练习说自己的名字，然后问她们：“谁是那个永远不会离你而去的人？”这时她们就会躲到窗帘后面去照镜子。培训增长了她们的自信。“谁都可以传授技术性知识，”肖芭说，“而传授成功与否，则取决于花费在为她们增强自信上的时间。”培训就是一场持续的运动。每周二，妇女们都会回来待两天，讨论各自村子里的问题，复习前一个星期学习的内容，再学习一个新科目，比如心脏病。女人们把许多张小毯子缝在一起，拼成一张巨大的毛毯，她们就盖着这张大毯子睡在地上。
医疗工作者们并没有马上成为村子里的权威人士。想要获得村民的认同，常常需要花上数月甚至多年的时间，这期间得借助多次成功病例的影响力，比如为高级种姓的妇女接生抑或治愈儿童的高烧。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流动团队在支持着妇女们，队员中包括护士、护理人员、社会工作者，有时还会有医生。这群人在刚开始的时候每周都会到各个村子里去巡访，后来就来得越来越少了。这支流动团队负责诊治最棘手的病例，同时为医疗工作者赢得威信。这些贾姆科德训练出来的医疗工作者出现以后，各村庄渐渐开始发生变化。经过3年左右，这些村子开始变得与邻近村落大不相同。与上世纪70和80年代印度农村民不聊生的状况相比，即使是贾姆科德计划没有覆盖到的那些村子也已经有了一些进步：婚龄推迟到18岁以后的妇女比以前更多，避孕措施减小了家庭规模，越来越多的女孩能上学了。但还有许多方面依然如故。在距离贾瓦尔克15公里的克尔达村，脏水在明沟里流淌，苍蝇围着一堆堆的牛粪打转，孩子们经常患上痢疾、呕吐、发热。一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说，他们不再相信古老的迷信，但是还有很多人告诉我，要是有人被蛇咬了，他们会赶紧把伤者运到庙里去，而不是送医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贾姆科德惊人的成就。成立38年以来，这项计划已经在300个村庄里培养了医疗工作者。在普及计划年头较久的村子里，那些传统的灾病，像儿童痢疾、肺炎、新生儿死亡、疟疾、麻风病、孕产妇破伤风、肺结核等等，已经基本绝迹。在贾姆科德计划所覆盖的村庄，疫苗接种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婴儿死亡率也只有2.2%，比马哈拉施特拉邦农村地区平均值的一半还要低。印度儿童中几乎有一半都营养不良，而在实施了贾姆科德计划的村子里记录在案的却不多见。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农村，56%的妇女生孩子时有医疗工作者照看，而在贾姆科德计划的村子里，这个比例达到99%。
发生改变的还不止医疗卫生方面。在一个曾经几乎不见一木的村子里，村民们现在都参与植树，已经种下上百万棵树木。而且大多数居民都在自家院子里开辟菜地，吃自己种的菠菜、木瓜还有其他蔬菜水果。贾姆科德计划覆盖到的所有村子里都有洁净的水源，其中许多村子还用管道把水输送到每户人家后院的水泵。大多数人家都有渗水井，这种简便的排水系统可以避免地面积存废水。
萨特和萨尔韦在贾瓦尔克村组织了8个妇女团体来推行这些变化。她们向成员传授生意经，还建立了一个贷款基金库——每个人拿出一些钱来，再把每次凑得的钱借给某一个人，让她收购鱼干拿出去售卖或者买羊回来养。我们造访贾瓦尔克的时候，村里正在积极推行安装抽水马桶。
最难征服的领域恐怕要数人们的头脑了，这里充斥着迷信思想、烙满了耻辱的烙印。对贾姆科德地区的村民来说，疾病源于神灵。萨尔韦说，当一名产妇因剪脐带的器具不洁染上破伤风而死，没有人会照看她的孩子。“人们说妈妈会变作鬼魂，把孩子带走。”基本的营养知识也被迷信笼罩：孕妇不能吃太多；孩子出生几天以后，妈妈才能开始喂奶。得了诸如肺结核或者麻风病的人，由于深知会遭邻人避讳，都不敢公开看病。
但现在，萨尔韦和萨特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使得健康不再神秘。在萨库拜· 吉特的手上，你可以清晰地看见这种变化。吉特今年32岁，她在潘古尔哈万村担任医疗工作者，如今已是第六个年头了。她在十几岁的时候得了麻风病，治愈之前病魔已经夺走了她的一部分手指。她的手粗糙且畸形。
然而这双手却是贾姆科德想要吸纳她的一个原因。“我们想向人们展示，一个治愈的麻风病人也能成为村里的医疗工作者。”吉特说，“如今人们甚至同意我给产妇接生了。”
对“贱民”的歧视成为万恶之源，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疏忽和疾病。然而贾姆科德却对这种歧视进行了回击——常常还带着点恶作剧的心理。上世纪70年代的饥荒中，贾姆科德得到一笔挖井的资金，那些被迫住到村子外围去的“贱民”乞求阿罗勒给每个村子打两口井——高级种姓的妇女一口，“贱民”居住区里一口，这样“贱民”们就能使用水泵了。
阿罗勒不同意，他不想再继续滋长种姓歧视。于是他找来一个以能掐会算著称的美国地质学家，让他负责选取最佳打井地点。阿罗勒告诉他：“你呢，就负责在村子里走一圈，找找水源——但是只能在‘贱民区’找到。”
很快，“贱民”们就能在自家门前打水了。那些通常不会到“贱民区”去的高级种姓妇女，现在也只好背弃传统——水源还是比种姓重要。“在50个村子打过井之后，人们开始纳闷，为什么我们只在‘贱民区’找到水源，”阿罗勒说，“但是已经为时晚矣。”
回到卡利母亲的家中，眼前的景象让我们大为震惊。从门外透过弥漫着灰尘的空气照进来的光线下，我们看见卡利躺在茅屋深处的一块布上，两腿间夹着一个婴孩，脐带还连在母子之间。接下来还有更令我们震惊的：双胞胎中的另一个还没有生出来。
萨尔韦洗了手，给产妇做盆骨检查，萨特则举着手电筒。“（第二个）孩子臀部朝下了，”她告诉产妇，“我们得送你去医院。”
“不行，她得在这儿生。”一个老太婆跳出来说。她就住在附近，萨尔韦和萨特开始在村子里工作以前，她是这里的产婆。
“ 那出了什么事就由你负责！”萨尔韦对她喝斥。她蹲在炉火前，用钳子夹着刀片在火上烤。
“ 别切断脐带，”产婆说，“要不然胎盘就往上跑到心脏里去啦！”
这是一种古老的迷信说法。萨尔韦摇了摇头。她用已经消了毒的刀片切断脐带，又检查了卡利的情况。“我以前平安地接生过双胞胎，”她轻声告诉卡利，“但是这个宝宝胎位不正。”卡利说阵痛已经停止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她不顾产婆的反对，答应了去医院。
贫穷国家医学人才流失，才把社区医疗工作者推上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但这种尝试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在中国，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生”计划就是一次巨大的实验。中国的实验启发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十多项规模略小的医疗工作者计划。人们怀抱理想，希望这些运动能找到一条经济省钱的途径，来改善上百万人的健康状况。但是多项计划都以失败告终，如今剩下的已经为数不多了。
卫生专家们如今郑重审视几十年前的失败，诊断出两个致命的弊端。在许多运动中，医疗工作者还没有受到充分培训、得到足够支援或者督导就被撂在一旁。而且，大多数的老计划都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村民们不能自主选择要着手解决的问题，也没有学会接手工作所需的技术。如此一来，就造成只有当外来的团队带着资金出现时本地健康状况才会改善，人一走，景况又重回以往。
与此正相反，贾姆科德在这两点上都做得很好。它会每周持续不断地让农村医疗工作者保持与医院和流动医疗团队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及时获取药物和供给的渠道以及新技术知识。同时，大概也是最重要的，机构还会保持医疗工作者互相之间的联系，让每个成员从其他人那里不断获得激励。而且贾姆科德的医疗工作者们还教会村民自己诊断和处理病症。
在其他地区，成功的农村医疗工作者计划业已取得巨大成就。例如在尼泊尔，政府大范围募集农村的妇女志愿者。而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更是在7万个村子里征募了7万名农村医疗工作者，实际上正发挥着政府卫生系统的代理职能。
但贾姆科德还只能算是阿罗勒家的“家族企业”，现在由肖芭和她读了MBA的弟弟拉维共同管理。贾姆科德当下的工作范围只覆盖到120个村子，而流动医疗队经常到访的村子只有45个。贾姆科德为什么没有扩大规模？拉维和肖芭解释说，规模已经扩大了，只是在其他方面而已。他们扩展了服务范围（比如说建立了小额担保贷款），还通过培训来扩大影响。贾姆科德已经对1.8万名印度人和来自100个国家的2000名外国人进行了课程培训，而且贾姆科德的工作人员还远渡重洋到国外去给当地的组织培训。从尼泊尔到巴西，世界上有许多小规模运动都采用了贾姆科德制度，印度安得拉邦各地都在学习贾姆科德模式，已经派了几千名政府工作人员到贾姆科德去接受培训。
如今，由于接受了贾姆科德的商业培训，再加上小笔商业资助，农村医疗工作者们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穷了。比如说萨尔韦，就进入了村里较富裕妇女的行列。她卖镯子和耳环，有两座房子，一间磨坊，收集了15件令她骄傲的纱丽，还有一辆用来出租的吉普车。医疗工作者越富裕，在村里享有的威信也就越高。然而实际情况还不止于此。也许贾姆科德真正的秘密在于，它为什么能激励这些穷困潦倒、身负重担的女人，让她们每天拿出许多时间来工作，而除了偶尔有些病人为表谢意送个木瓜，她们的工作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必定是有些东西在激励着她们，因为大多数的贾姆科德医疗工作者都为之奉献终身，很少有人中途放弃。
妇女们说，真正的受益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帮助我，我也没受过教育、没有钱。”萨特说，“当时我就像块没生命的石头，来到这里以后，他们重新塑造了我，教会了我生活，我获得了勇气与胆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
2005年，芭拜· 萨特，一介“贱民”，当选为贾瓦尔克村的长老——也就是村长。
卡利同意去医院以后，片刻之间，司机就把贾姆科德的小客车开到房前来了。萨特和临时聚集的一群妇女把卡利扶上车，卡利的父亲和她4岁的儿子坐在车厢前排的座位旁，刚出生的宝宝被人抱在膝上。
路是铺过的，但是只有一个半车道那么宽。每当对面有卡车或者公共汽车驶来，我们的车就得突然甩出路面去。前方碰上了牛车，小客车的喇叭就会叫起来没个完。萨尔韦一路上给卡利擦脸、喂水，45分钟后我们抵达贾姆科德所属医院，三个女人推着金属担架前来迎接，产妇旋即被推入产房。萨尔韦和萨特一边一个护着卡利，抓着她的腿安慰她。卡利还是没有出现阵痛，于是大夫给她注射了一针催产素。护士找来一台装在公文包里的胎心检测仪，萨特举着公文包，护士把探头贴在卡利的肚皮上。屋里一片寂静，只听得见仪器的嗡鸣。探头不断移动，萨特的眼神也在房里四处游移，不敢与卡利对视。似乎过去了上万年的时间。没有心跳。
死去的宝宝是个女孩。尽管对于众多印度家庭来说，死个女婴并不值得难过，然而卡利却感受不同。“我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她后来说，怀里抱着第二个儿子，“我真的很想生个女孩。”男婴生下来将近3公斤，倒是健康得很。
女孩本来能救活吗？很有可能——如果卡利怀孕期间去医院做过超声波扫描的话。“那样我们就会检测到风险，要求她来这儿生产。”肖芭说，“但有些家庭很不配合，怎么劝都不管用。”
然而，偶尔还是有些配合的人，假使他们来自贾瓦尔克本地的话。最终，萨鲁拜· 萨尔韦和芭拜· 萨特给这个村子的卫生情况带来的最大改善并不在于给居所装马桶、给孩子打疫苗、在后院装水泵、在家里辟菜园抑或其他看得见的实事，而在于教会了贾瓦尔克的女人们生活的真谛。如今她们都对新生活孜孜以求。当卡利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有三个女人聚集在她家周围，三个怀孕的年轻妇女，在等着萨尔韦给她们做检查。
她朝她们点点头。她现在手头正忙着呢，女人们得等一等了。
但是她们明白，第二天，她还会再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