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古代中国，长期形成了安居本土，不轻易迁徙的文化传统。因而《汉书》中就有所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的说法。《列子》中也写道：“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何人哉？世必谓之为狂荡之人矣。”古代的经世治国者普遍认为，人民定居在土地上，各事其事，是理想的社会状况。而四处流动迁徙的人则被看作无益于社会正常发展的闲散人口。但同时也应当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游于四方而不归”却又是中国古代比较普遍的现象。在流动人口中，有政治权力强制下被迫背井离乡者，也有出于其他心理动机离开故土的人们。无论是主动的流动还是被动的流动，他们的行旅生活体验，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流民

　　役人，是古代社会流动人口中数量最大，牵动社会生活也最为显著的成分。有的历史时期，专制王朝征发调动农人服事以劳作为主要内容的徭役，规模和影响都达到惊人的程度。军人，也是比较集中地流动于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人口构成。吏人，则以其行历四方的人生实践，为社会文化的融合与统一创造了条件。学人，也是较为活跃的社会人群。古代学人大多经历过远道寻师求学的艰辛。在当时比较落后的交通条件下，他们往往自己背负着行李、书籍和文具，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求师问学。史书中常常用所谓“千里负笈”来形容这样的交通实践。以经商为生计的贾人，则是以最旺盛的生机和最饱满的热情往来于各个区域的。

　　此外，同样“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而对于社会秩序形成显著冲击的人口流移，是所谓“流民”的运动。流民往往呈现出无序、无先兆、无规律、势成即无法控制的情形。历史上规模至于人数以十万计的流民运动，经常成为社会危局的显著表现。例如，汉末天下大乱，民众“皆以奔亡”，“冰解风散，唯恐在后”，曾经形成所谓“民人流亡，百无一在”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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