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个人们追新求精的时代 。民众对丰富世俗生活的追求花样百出；士人对内在心性的修养更加细腻 。尽管奢靡之风泛滥显得有点「反道乱德」，但是这种对传统的叛逆 ，总体上是与世界性的近代化历程桴鼓相应的。

　　朱元璋建立明帝国之后，倡导俭朴生活。然而没多久，这种状况就发生了变化，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商业繁荣，城市生活丰富多彩，人们不屑于以圣贤为冠冕的教条，憎恶灭没真性情欺世盗名的假道学，拜金、纵欲，追求个性自由，厌常喜新，出现了日新一日的流行时尚。
　　 明初洪武元年（1368）的某一天，都城南京，风和日丽。一群不知深浅的军人、城市游民，将靴子的高帮截短，并用金线作装饰，足蹬短靴，穿着鲜艳华丽的服装，聚在一起，蹴鞠玩耍。突然，街上蹿出一帮公人，一把铁链，将这些人锁住，带到五城兵马司。经上报朝廷，这些人均被卸了脚。
　　 朱元璋建国安邦之初，恢复唐代的衣冠制度，不同等级的人的服饰，不能混同。无论服饰怪异，还是在街上游戏，均会被治以重罪。南京街头的那一群倒霉蛋，图一时兴致，触犯朝廷大法而被砍了脚，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那些人如果晚生若干年，他们的脚也不至于被卸掉。万历年间，一位闲居乡间名叫李乐的官员，进了一趟城，突然惊奇地发现，满街走动的生员秀才们，全是红丝束发，嘴唇涂抹红色脂膏，脸上抹着白粉，还用胭脂点缀；身穿红紫一类衣服，外披内衣，一身盛妆艳丽若妇人。李先生感慨万千写诗道：“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李先生实在是有点大惊小怪，明代的服饰等级制度自创立起就不断有人违例穿戴，到永乐年间更是时有所见，北京出现越礼戴“圆帽匦头”的人。成化以后，服饰式样翻新，不分男女，面料也日渐奢华，官方的服饰禁令已是烂倒至极，人们的穿戴不仅敢于僭礼越分，而且争奇斗艳出现令时人惊骇的现象，以至于被称为“服妖”。
　　 “服妖”的服饰突出的就是一个“奇”字，男女错位，男穿女服，女着男装。富家公子服装“大类女妆，巾式诡异”，妇人衣服却如文官，裙则如武官。南京妇女衣饰，在嘉靖、隆庆（1522—1572）年间，还是十多年一变。自万历（1573—1619）以后，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漂染之颜色，以及鬓发之饰，履綦之工，则是不到两三年，就淘汰旧式样，流行新式样，而妓女的衣之短长、袖之大小的随时变易，当时有“时世装”之称，亦即今之时装。
　　 由于紫禁城的特殊地位，皇宫内后妃宫女的“宫装”始终与命妇及民间妇女保持一定距离，无论面料还是裁制式样，均自有特色，通称“宫样”。洪武时期，马皇后服用俭朴，为六宫表率。自明中期以后，宫中服饰已习奢侈，花样翻新不胜枚举。苏州在明代一直领导着天下时尚的潮流，苏州的服装样式被称为“苏样”。明宫后妃宫女均来自民间，服饰很大程度受民间影响，尤其是“苏样”的熏染。如崇祯时周皇后原籍苏州，田贵妃居扬州，都习用“苏样”服饰。
　　 朱元璋恢复汉唐衣冠，有一种民族意识的反映，但是到了弘治年间，北京居民崇尚“胡风”，每到冬天，男子一概顶戴貂狐之皮制成的高顶卷檐“胡帽”，女子则披戴貂皮裁制的尖顶覆额“昭君帽”，这些显然都无关民族意识，更多的是一种时尚的反映。弘治末年，北京的妇女还流行用头发制成的“假头”，又称“假髻”，当时人写诗记述：“东家女儿发委地，辛苦朝朝理高髻。西家女儿发及肩，买装假髻亦峨然。”
　　 明代的服饰面料丰富多彩，不仅有国产的棉布、葛布、麻布、丝绸、毛织物，而且产自琉球、日本的兜罗绒，产自荷兰、暹罗的西洋布也随着海外贸易源源传入。在北京，马尾也成了制裙的材料，以至于京城中的马尾多被人割去，成为地方一害。此外，北方流行“兽服”，用貂、狐裘皮制衣，南方则有“鸟衣”，用天鹅绒等鸟布制衣，雨淋不湿，称为“鱼纱”“雨缎”。

　　明朝初期，人人自食其力，民间百姓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是耕、读二业，服饰、饮食也相当俭朴。当时的读书人穿戴不过布衣衫裤、赤手芒鞋而已。宾客之间往来，仅仅只有四五道蔬菜，外加一道肉菜，这已经算是比较奢华的宴会了。自中期以后，家庭宴会慢慢变得奢侈起来。士大夫家庭开设家宴时，不但水陆毕陈，而且专用金玉所制的名贵器皿。不但如此，宴会还必须招来一些舞姬俊童，以此侑酒。
　　 万历年间，北京一个士大夫的家常宴会。席间宾朋满座，高谈阔论。席上杯盘错致，味尽水陆，庖厨之精，令人叹赏。小唱拨弦弄丝，唱着山歌野调，在旁侑酒，煞是尽兴惬意。宴会已到了高潮，接下来就是上两道压轴的名菜，一道是火炙鹅，另一道是活割羊。所谓火炙鹅，就是将鹅罩在铁笼里，先让它饮下椒浆，直接在火上烧烤，毛尽脱落，鹅未死，肉已熟了。而活割羊，就是从活羊身上割取羊肉，用火烧烤，肉已割尽，羊尚未死。城居士大夫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不惜标新立异，别出蹊径，残杀物命，暴殄天物。
　　 传统中国社会有一种最为流行的说法，叫做“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在明代城市大众日常生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在明代城市生活中，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闲暇时间日增的前提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在悄悄地发生一些转变。新名词的出现，就是一种新生活的反映。而这种新生活，可以归纳为“新开门七件事”。这新开门七件事的享受者非一般城市居民，而是有雄厚财力基础的士大夫与商人，但确实也渗透到当时大众的生活之中。何谓“新开门七件事”？简言之，就是谈谐（即说笑话）、听曲、旅游、博弈、狎妓、收藏（包括书籍、古董、时玩）、花虫鱼鸟。其中既有大众百姓逗闷的乐子，也有文人士大夫打发闲暇的雅趣。说白了，就是生活的享乐化与艺术化。

　　…………

(完整内容请阅读《华夏地理》2007年5月号)